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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数据崇拜杀死的K-Pop
音乐先声
202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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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茜雯,编辑 范志辉

 

K-Pop又变天了。 

6月10日,女团ILLIT所属社BELIFT LAB发布一则视频,质疑New Jeans抄袭BLACKPINK、BTS、宣美、墨西哥女团Jeans等十余组艺人概念,而这也被看作是为近期 ADOR厂牌代表闵熙珍指控ILLIT抄袭New Jeans争议的回应。不过,即便“大点兵”罗列,但却收效甚微,该视频点踩比自昨日发布以来已超过92%,YG前创意总监更是发文打假,称与BLACKPINK造型“完全不一样”。 

不过,作为“一母同胞”的两组厂牌,这一内斗也令刚 凭借 5 万亿韩元(约 36.31 亿美元)资产总额正式跃入韩国财阀队伍前十名、创下 K-Pop 乃至整个韩国娱乐行业首个案例的母公司 HYBE 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关于 ILLIT 、 TWS 数据造假传闻也再度被翻旧账。 

据韩媒报道,近期随着争议不断,围绕着HYBE、ADOR乃至整个K-Pop行业所谈及的关键词中,数据造假已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早在5月,闵熙珍便透露,HYBE曾试图劝其在New Jeans《Get Up》发行时提前注水10万张专辑销量,借此来打破另一女团aespa的专辑销量初动记录,“这是欺骗股东和成员、资本市场、粉丝群体的行为,HYBE的最大问题是延续着现有业界的病,毫无批判意识地继承不道德行为”。 

不过,正如闵熙珍所言,数据造假这一“弊病”在K-Pop已然大行其道。

有韩国业内人士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K-Pop产业试图利用数据来证明市场成功的做法,已经成为影响K-Pop发展的主要原因。而HYBE,也不过是“皆为利者”中的一员。 

被数据崇拜杀死的K-Pop

事实上,不管是内娱还是K- Pop,流量为王的数据导向结果始终占据着高地,而这一粗暴且普遍的分类方式,也从音源、专辑销量再到各类排名以数据来量化艺人、粉丝。

随着K-Pop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促使这一产业无限加速、扩大,使用诸如“全球第一”、“亚洲第一”、“K-Pop首次”等数字纪录用来指代某一偶像,也成为上至资本、下至粉丝的攀比单品。 

如上文所述,New Jeans与aespa所争夺的专辑销量初动纪录便是如此,这决定着新一代女团纪录,以及率先出线拿下女团登顶交接棒候补名额的归属。 

这些数据,也同样成为衡量艺人偶像生涯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准,更代表了一个偶像商品是否成功推向了目标市场。比如2019年,在闯美热潮中处于下风的SM娱乐便推出了由原SHINee、EXO、 NCT等旗下组合部分成员集结而成的限定组合“SuperM”,试图以人气成员的强强联手来快速打入美国市场。而“亚洲歌手首个出道专辑便登顶Billboard”纪录,也令其在捷径中达成有效“闯美”。

尽管这种做法颇为急功求成,却为当时尚未拥有出色闯美案例的SM娱乐打上一剂强心针,以至于SuperM后续以“捆绑销售”的方式持续影响Billboard榜单,最终也成为导致Billboard不得不进行榜单改版的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艺人偶像专辑销量、音源排名,乃至演唱会动员人数规模、艺人品牌价值排名等,均是影响背后经纪公司股价的关键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在2022年,BTS宣布暂停一切活动休团后,HYBE股价当日较前一交易日大跌24.87%,当天在盘初一度下跌27.98%至每股13.9万韩元,创下52周最低值。 

本质上,K-Pop的核心本应该是音乐产业,但相比于各大高含金量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对股市的影响,音乐作品的质量问题反而被忽略。 过于强调数据的重要性,也令不少偶像音乐作品在粉丝经济的强力消费下产生“虚假繁荣”,参差不齐的歌曲质量、注水行为也与所谓的可量化数据不成正比。 

比如近期,aespa、IVE、NCT等均收到歌曲“难听”、不符合大众审美的吐槽,但却也因粉丝刷榜、打投一位等托举,强行逆转一定收听;而在今年2月,HYBE旗下厂牌Pledis所推出的新人男团TWS便被指控出道曲《Plot Twist》疑似音源造假、专辑销量造假,其音源在韩国音源网站Melon更呈现出诡异走势,还在下雨、球赛、周末这种韩国惯常所有歌曲都逃不过大跌收听的场景中,一路轻松逆跌,更是引发大众猜疑。 

即便造假传闻扑朔迷离,但TWS却无疑成为了今年K-Pop认知度颇高的一组新人,还也在近期力压(G)-IDLE爆曲《Fate》摘得今年Melon实时年冠。如网友所言,“假不假已经无所谓了,P社(Pledis)敢这么注水明显估计是为了热度,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也直接导致,K-Pop的推广重心已经不在音乐本身,更多是运营与偶像音乐作品、艺人相关的可量化指标。比如所谓的音源、专辑销量注水,最终指向的均为打歌节目一位、颁奖礼奖项,以及在“快销品”K-Pop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并在短期内产出回报价值。 

而这种过度关注结果的做法,也令如今的K-Pop在注水造假的需求中愈加猖狂,不仅大量延长偶像回归打歌宣传期,更是频繁加码专辑签售期来“还债”回购销量。 

所谓的专辑回购,指的是专辑流通、销售方大规模购买偶像专辑发行一周的初动销量,继而再通过签售会、捆绑销售等形式进行补偿,“签生签死”也令粉丝不断加大专辑购买量进行“赌博”中签。比如去年,NMIXX便举办了高达90多场签售,共计8个月,这也被指是为还清初动纪录的回购销量。 

事实上,在早期的K-Pop文化中,初动并不是衡量偶像成功与否的概念,但自从专辑初动销量成为判定K-Pop偶像红与不红的入门参考后,其便成为了K-Pop系统中最为公司、粉丝在意的硬性指标,粉丝之间的攀比竞争也愈发激烈,进而影响到工厂流水线化专辑制作、高强度签售,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如闵熙珍所言,“专辑回购后,也不知道数值是因为什么而上升,市场变得不正常,持续上升后,股票市场也变得不正常”。

今年5月,韩检方便对涉嫌利用大量购买的IP等方式在韩国主要音源网站重复15个音源172万次进行注水的某演艺公司代表提起诉讼;而在2018年,韩媒便曾曝光一起牵扯到中韩两地的“音源回购”事件,从事回购业内人士的数百台手机、电脑中控制着大量韩国音源网站账号,以对委托造假的歌曲进行反复播放和下载,1亿韩元便可购买到1万个账号。 

久而久之,在过度关注数据的氛围中,造就了以数据指标强行将偶像捧至”Next Level“的局面, 导致K-Pop始终是在流水线量产可复制的“速食面”,鲁莽地进行扩张,无法摆脱偶像音乐的单一性。正如当下,新人女团ILLIT、BADVILLAIN均陷入了音乐作品、风格、概念等如法炮制New Jeans、BABYMONSTER的争议之中。 

或许正如韩媒犀利指出那般,“目前为止,我们评估K-Pop的方式一直集中在‘所做过和取得过的成就’,就像我们沉溺在奇迹中一样”。 

为何K-Pop痴迷于“数据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关注艺人、音乐作品产生的数据成绩并非是K-Pop独有的,但相对来说,K-Pop对于数据成功化的迷恋更为严重。 

一方面,在可视化的数据主导下,专辑销量、MV播放量、音源收听量等数字可作为支撑偶像成功与否的有形标志,量化不可量化的成功偶像案例,则是K-Pop急于探索的必需路径。 

也正是因此,BTS、BLACKPINK、New Jeans等全球偶像作为模板,也引发了全方位的复刻,也令K-Pop产业倾向于过度“神化”制作人的权利,而拥有一定成功案例支撑的制作人则掌握了更高的话语权。比如李秀满在aespa出道初期,便强行将其推动的“种树”融入aespa概念宇宙,也因此出现难以令aespa成员接受的奇怪歌词。 

而MOMOLAND前成员Daisy便曾在退团后表示,“我们(艺人)没有太多的创意空间,因为(制作人)会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一切都考虑好再交给你(艺人),我们对我们想做的事没有发言权”。同样的,SECRET NUMBER退团成员Denise也曾提到,就算是服装造型也是如此,握有成功“履历”的制作人、高层会强制艺人造型改变到“他们喜欢的程度”,“我曾经为我的造型师感到难过,即便我知道他们有一个想要的形象和概念,但应该术业有专攻”。 

从商业上,这种过度依赖某一制作人的现象情有可原。对于部分经纪公司而言,自行选秀、扶持新制作人,以及寻找不同外包制作人合作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而选择已经通过市场数据检验的制作人,无疑也降低了一定的投资风险性。 

对此,K-Pop业内人士也指出,对于制作人报以盲目的信任和依赖,也是因为K-Pop难以摆脱操纵数据的快感,“一连串的BTS、BLACKPINK奇迹令局外人认为是全K-Pop的正常现象,数据的轻微下降就会让局外人大惊小怪,仿佛世界末日”。 

比如在去年,Stray Kids便曾创下《5 STAR》专辑销量460万纪录,但来到11月,《樂 STAR》则下降至370万张。 这也令由 Stray Kids 部分成员组成、负责组合专辑制作的制作人团队“ 3RACHA ”遭受部分粉丝指责,认为其难以产出符合大众化审美的音乐作品,更是一度占领“难听”热搜舆论。 

另一方面,基于K-Pop“僧多粥少”的过度饱和所带来的激烈竞争,数据也成为了衡量偶像艺人价值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打破纪录、达到里程碑,也在提高认可度的同时,也为经纪公司带来潜在利益的傍身凭证。 

比如K-Pop月度偶像个人品牌价值排名便是如此,像是今年4月,即便深陷抄袭、造假等负面争议,但在泼天的热度中,出道不足月余的ILLIT多位成员却成功登上当月女性偶像个人品牌价值排名前列,其中Wonhee更是空降首位,成为第一个拿下品牌评价第一的六代女偶像。 

而为了延续数据价值且能够长期变现,不管是头部还是中小型企划社,厂牌的多元化建设也成为了重要的存在。 

比如HYBE初期的激进扩张吞并,便是以投资组合中的产品越成功,就越容易说服投资者其在证券市场上市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HYBE是头部梯队中唯一将艺人放权制作人厂牌的经纪公司,即艺人分属各厂牌签订独家合同,厂牌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排他性。比如New Jeans与ADOR均为独家合同,换言之,其均并非HYBE直属资产。 

这也就使得制作人能够掌控厂牌商业化、艺术性,甚至一度因单一制作人的亮眼数据影响整个经纪公司的标签。比如眼下,闵熙珍所抗议的ILLIT抄袭行为便是如此。毕竟,多厂牌系统的目的应该是加强每一个厂牌的独特性,令其能够吸引到不同流派领域的广泛消费者,如若只追求片面复刻成功案例,虽然能够暂时带来一定的高回报,但却难以长期存在。说白了,围绕在对于“数据神话”的执着所产生的厂牌矛盾,也意味着缺乏建立适合的风险管理以及厂牌运营的系统治理。 

此外,相较于上游市场,粉丝经群体重视数据竞争,更大程度上也是源自于能够建立与偶像羁绊的需求。这种为实现某一打榜目标、收听或是播放目标等数据的集体意识,也成为粉丝表达对偶像支持、奉献的可见、可量化的方式。 

不过,随着粉丝圈层大量以建设数据为己任,也有粉丝指出,称“还记得热切讨论K-Pop音乐概念、舞蹈编排、声乐能力的时候吗?有关于某首歌唤起的情感对话,也有对MV背后的艺术鉴赏等等,但现在为什么围绕音源收听、YouTube浏览量、图表排名、社交媒体粉丝量等‘数字游戏’占据了所有粉丝场景?” 

回过头来看,以数据为中心的产业循环弊端早已出现,这种不健康的恶性循环更是早已存在数十年。 关于偶像音乐作品是否值得被提名奖项,亦或获得何种荣誉,并非是依据作品质量或创新,而MV、音源、专辑等数据也在可操作的造假注水中逐渐失去意义。 

而如何从百万销量、亚洲第一等数据执念中退出一步,也是K-Pop需要面对的问题。毕竟,随着MV的YouTube播放量人工干预愈加常见已然失去权威性,而Spotify、Billboard等平台、榜单也在为杜绝造假行为蔓延不断革新标准。 

归根结底,K-Pop的可持续性发展,最终还是要依托于音乐作品,而非仅粉丝可见的数据化成功。 

*本文图源网络,如侵权联系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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