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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为何深陷“举报潮”?
音乐先声
202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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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茜雯,编辑 范志辉

 

“加油举报,让他们停办。”

5月初,天津举办的IOC“众生相”黑金属节音乐节声称演出过程中多次被举报。据IOC厂牌发布的道歉信显示,涉及的举报内容为“现场出现一些危险性活动和肢体碰撞,并告知一旦再次发现会直接叫停演出”,且当晚接连被举报三次。

而本应在5月25日、26日举办的的合肥河流音乐节,虽然在官方声明中并未提及延期原因,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流传着受群体举报影响的传闻。

目前来看,对于音乐节、演唱会、Livehouse等音乐演出而言,被举报似乎也在近两年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音乐节深陷“举报潮”

近几年,乐迷对于“举报”二字已然不陌生,一场演出被举报的理由更是纷繁多样。

举报作为合理维权的途径渠道,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比如据中消协发布的《五一消费维权舆情报告》显示,文化娱乐类负面信息共计达到16万1123条,占据吐槽类信息的10.77%,日均更是达到2.7万条。

不管是演出诈骗还是黄牛问题等,均在消费者举报、投诉下将诉求得到解决,诸如演出现场饮水、卫生间、交通等问题也在监督下不断改进。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合法、合规、合理的投诉举报,也倒逼演出市场的规范化。

但与此同时,更多滥用消费者权利、恶意竞争举报的现象也愈加普遍,很多合规报批的演出也难以幸免,让市场陷入混乱。

比如在4月,尽管演出艺人早已获得合法审批手续,天津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成都仙人掌音乐节还是因演出阵容遭到举报。更早之前的2月,猎户座金属音乐节主办方也曾公开发布声明,称掌握百分之百的证能够证明某网友“恶意举报”,更要求举报者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诸如此类的举报情况,很难说都有合理性,恶意举报的现象也确实普遍存在。

而在饭圈化、粉黑大战的影响下,一旦粉丝稍有不满,恶意进行的举报也会走向泛滥。

比如在去年,青岛多可艾克音乐节便发布声明称“被迫取消”,理由则是“相关部门接到了多途径、多方面的群众投诉举报”。在此之前,这场音乐节便因以泰国艺人为主要阵容受到关注,但多位艺人粉丝之间也因“有我没他”的态度互相进行举报,更是出现了CP粉、毒唯大混战。

即便时隔一年,乐迷“有颗小白菜”谈及此事还是颇感愤怒。在她看来,这场举报闹剧不过是粉丝矛盾所引发的不理智结局,“没有买票的人只是在发泄情绪,这边不想艺人同台,那边不想CP捆绑,而实实在在买票、定好机酒的消费者,就活该为饭圈骂战买单吗?”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得不到就毁掉”的举报现象却是越来越常见。

去年,迷笛音乐节的声势浩荡所带来的社会争议也延续到今年,网络上也不乏流传着“举报迷笛的电话有500个”,以及“迷笛收费贵”、“迷笛意识形态有问题、摇滚就是邪教”等激进的举报理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年5月于北京East Live举办的2024金属战队中国赛区总决赛演出,据现场乐迷与场地方了解“接到了三百个举报电话”。

此外,即便举办演出的地点大多选择在偏僻地点,部分演出也因噪音问题难免遭受到扰民投诉。比如在今年五一期间,合肥VAC电音节便因噪音问题被诸多市民举报、投诉至媒体、相关部门;华晨宇烟台日出演唱会,也因在凌晨时分举办影响到附近居民休息引发不满举报。

并且,由于部分主办方大力抵制黄牛,也同样遭到了“鱼死网破”的举报报复。

比如2022年银河系乐团Livehouse巡演苏州站,便被爆出因抵制黄牛代排,造成黄牛手中所垄断的前排号码砸在手里,进而引发报复性举报,最终演出也因过多投诉而取消。

可以说,举报理由千万条,最终压死一场演出的稻草,却可能并非仅有一根。

为什么恶意举报如此泛滥?

一场演出从报批到落地的流程十分之多,任何环节的举报生效,均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哎呀音乐”便曾整理出决定着演出“生死线”的每一环,均可能因为某一特定因素取消。

尤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下,通过社交平台发声、制造网络舆论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恶意中伤音乐人、演出的现象十分普遍,却几乎没有成本。

比如猎户座金属音乐节主办方“杰姆音乐”就曾发文控诉恶意造谣者举报演出一事,表示举报者“很有针对性说了哪个乐队哪些歌词,根据场地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举报人在离开演前的这段时间内在不停地投诉,好在这场演出我们已获得了报批资料,我们顶住了所有压力以及在现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演出市场在过去两三年中“戴着镣铐在跳舞”,统一的举报理由更成为不少恶意举报者最为锋利的暗箭。比如2022年,乐队海龟先生苏州巡演便在临近开场前被迫取消,原因则是需要配合当地防疫政策,但这一理由也被网友爆出B面——被恶意举报。

随着演出市场恢复常态化,举报演出的理由也逐渐走向疯魔。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随着举报声量渐大,在演出市场上还出现了“代举报”业务,且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成为不少黄牛、水军组织的一大副业。

据了解,这种代举报多为同行互殴、乐迷不满等。曾参与过代举报工作的黄牛“范哥”便向音乐先声透露,花钱雇人举报演出已经业内公开的秘密,且这种模式下举报成功命中率颇高,“商业演出就是会有这种被举报的风险,一般来说很多人突然集中举报,那各方面也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会有‘既然有人反馈肯定是有问题存在的’这种心理,所以成功率也自然就高”。

范哥提到,这种举报费用十分弹性,一单总价在几百到几千不等,而分布到兼职单群“不过一杯奶茶钱”,“相对是有暴利的。对我们来说举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需要太多人参与,我们自己团队十来个人就可以完成,最多在刷单群招募兼职,只是在手机上编辑复制文案,去地方热线或是平台进行投诉,没有什么费时费力的需求”。

他还提到,因强实名制的推广,演出代拍、代排需求也在日渐扩大,成为乐迷花钱要求举报演出的导火索,“代拍和代排并不能完全保证客户一定能过收到想要的票,所以有的客户可能就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没有票OK,我代拍费也不要了,就当作花钱举报你演出取消的费用,谁也别好过”。

在他看来,乐迷、竞品与主办之间的矛盾愈加扩大,对于代举报这一板块来说更是“喜闻乐见”,“监督和投诉,都是消费者的权利,我们也只是一个代理发声的渠道”。

尤其对于音乐节而言,随着受众群体的扩张,摇滚乐迷与饭圈粉丝、普通大众之间乱斗,音乐节偏高的饮食消费与大众日常消费观念的不合等也愈加激烈。这也导致音乐节本身的隐患问题被放大,尤其在一次性主办方、草台班子等纷纷入局的当下,高票价低体验,跳水、旗帜、冷焰等摇滚文化引发的演出现场安全问题、退票难等矛盾也成为消费者举报投诉的理由,甚至于音乐节多舞台形式、演出阵容的多样性也会遭到恶意举报投诉。

另一方面,不管是音乐节还是Livehouse,甚至相对来说整个演出市场也仍未剥离亚文化属性标签。由于演出市场无观演年龄门槛的限制,但销售酒饮,LGBTQ、二次元等亚文化内容,以及性骚扰、拥挤踩踏等安全问题,也令家长如临大敌,不少带有偏见、激进的家长甚至为杜绝孩子出行,以举报的形式来达到目的。

在社交平台上,便有不少学生发帖求助“家长不同意去音乐节/演唱会怎么办”、“我妈威胁我去音乐节就举报“等。

同时,“文旅+”与演出市场的捆绑,促使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演出建设,音乐节、演唱会也在不断下沉,成为新型城市名片。但同样的,不少地区也因缺少办节经验、公共服务不健全等问题面临着乐迷、普通市民举报投诉的“双重夹击”,面临舆论危机。比如合肥市便因LMF音乐节、河流音乐节等多场音乐节接连取消,且均陷入演出被举报疑云,饱受舆论争议。

当动动手指的举报,变成了杀死一场音乐节、一场演唱会乃至一场Livehouse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变成一门生意时,也就不怪乎为何如今举报能够形成热潮了。

而恶意举报的泛滥,已然严重破坏了演出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了行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需要行业、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解决,断不能听之任之。

*本文图源网络,如侵权联系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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