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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敢为天下先的“传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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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万亿GDP城市俱乐部榜单中,重庆以生产总值2.91万亿元超越广州(2.88万亿元),成为中国的“经济第四城”,也坐稳了中西部地区的头把交椅。

2023年一季度,广州又以6963.92亿元微弱优势反超重庆(6932.89亿元)。

实际上,重庆和广州彼此在经济上的“拉锯战”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前,重庆的GDP一直领先广州,直到1992年之后,广州超越重庆,随后就将对手远远甩在自己身后。

2007年,随着重庆升级为直辖市以及西部开发计划的实施,重庆与广州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当两城在2017年先后进入2万亿城市后,彼此为争夺“第四城”,相互较劲多年。

由于广州和重庆距离第三名的深圳经济体量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谁能在今年成为“老四”,依然是个悬念。

不过,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广州曾是“改革开放桥头堡”,过去常被其他核心城市当作竞争对象。但这座充满“钱味”的沿海城市,始终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远去的故事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岭南地区,珠江下游,濒临南海。

城市由东向西、纵向排列着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如同猛兽的五条爪痕,撕出了一道名为南岭的天然防线,由此划分出岭南区域。

这样的地理阻隔,为岭南地区赋予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独特色彩,也成为中原人眼中的“蛮夷之地”。

虽说岭南山地居多,不适合农耕,却由于阳光和充沛的雨水滋润,是“筷子插在土里都能发芽”的生态乐园。

正因如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挥师南下,设南海郡、番禺城(位于今天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

秦始皇本想将这里建设为帝国的战略物资储备基地,没想到却凭空“造”出个国家。

公元前204年,被秦帝国派到此地的南海郡尉赵佗,趁秦王朝在农民起义自顾不暇时,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建立南越国。

西汉初年,赵佗自称“皇帝”,但是对新生的大汉帝国俯首称臣。在得到了汉王朝的认可后,安安稳稳过了九十年。

到了西汉时期,这个盘踞岭南已近百年的南方小国已逐渐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最终被汉武帝毫不客气地消灭。

三国时期,东吴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珠江口建设新城,命名为广州。不过,由于这里崇山峻岭密布,始终还是人们眼中的“瘴疠之地”。

唐朝,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南岭山路,才让广州这块地方有了外来移民,逐渐开始接纳中原文化。

虽说因为地理原因,广州与中原相比,文化十分闭塞。但在海上贸易领域,不知超过中原多少年。

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便开启了海上贸易,在南洋等地以自产的陶器,与西亚商人交换银器和非洲象牙。

汉王朝攻下南越国后,一边设立新的政权管理机构,一边继续南越国早年海上贸易,用更有价值的丝绸与黄金,从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手中换回各类异国物产。

从广州打开的“南大门”,一开便是千年,成为泉州港、宁波港的“老前辈”,用史书上的话来说,“收课入倍于它路”(即收入远高于其他港口)。

明清时期,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广州曾受到波及,但依然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例外”。

清康乾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沿海城市“无片舟入海”,但唯独广州的“粤海关”管辖下的“十三行”因是皇帝的“小金库”,获准与外国商行交易商贸,每年收入超过全国田赋的50%,这个盛况持续了85年。

两千多年前的广州是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才无所顾忌地成为海上贸易的商业城市,却没想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自己却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城,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康乾盛世这抹夕阳余晖落下后,帝国开始走向末路。海风带来的变革,氤氲出江湖的水汽,激发了广州人骨子里的豪情,演变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风潮。

三元里、纪念堂、黄花岗、中山大学、农讲所、团一大广场、烈士陵园……广州城市街头的这些地名,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缩影。

这些远去的故事,闯过长夜,最终化为传奇。


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说起广州,不能不提到“广交会”。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这座“千年商都”再次挺立潮头。1957年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这便是广交会。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加上濒临港澳的地理与文化优势,广州举办广交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广交会创办以来,即便经历过各种严峻形势,这一庞大的会展活动65年来从未间断过,为推动中国与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72年,广交会年出口交易额,就已超过全国外贸总额的一半。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客商充满疑虑,希望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窥探中国开放的真实意图。

当人们还在为“黑猫白猫”顾虑重重时,广州又一次得风气之先,被列入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

那年,香港商人霍英东来到北京,看到首都机场出现一幅画着三个裸女的云南风情壁画,他有些震惊,又有些释然。

事后他了解到,这幅反映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壁画确实引发过争议,但得到了总设计师的首肯。

回到广州后,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建设一家五星级酒店,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宾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

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从那之后,白天鹅宾馆成了广州的时代名片,南来北往的政府官员、客商争相前来参观、入住。

1986年,白天鹅宾馆内举办了国内首场时装表演,令服装业开启全新业态,广州也成了全国的时尚地标。

但对于更多人来说,广交会才是象征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人们发现,原来场内充满浓厚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逐渐被经济口号取代,各类轻工业品多了,也好看了,销售人员的服装也从中山装变成了西装。

广州,通过广交会的舞台站到了国际大循环的起点,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仿佛沿袭了古代商船乘夏季风而来、又乘冬季风而去的习惯,重塑广州的商业面貌。

当时广州流行一句话,“河中无鱼市上有”。意思是只有放开价格,市场上才有鲜鱼卖。

于是,凡事喜欢“饮头啖汤”(喝第一口汤)的广州人率先放开商贸集市,设立各类小商品摊位,让国内最早的个体商户诞生于此。

不久之后,广州的服装市场、建筑市场等也相继放开,再次领国内风气之先,成为世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第一个服装个体户集贸市场(高第街)、第一家开架式售货的商场(友谊超市)、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第一条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纯商品房住宅小区(东湖新村)、第一条电冰箱生产线(万宝冰箱)……汇集了无数个“全国第一”的广州,把“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随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松动,人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相比尚在开发的深圳,那时的广州是无数南下淘金者心目中的“圣地”。一句风靡全国的“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以广州为主要代表的城市成为人们的首选。

1980年,“春运”一词首次见诸报端,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而广州火车站,至今都是全国春运压力最大的火车站。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流入广州的外来人口不足4万人;1984年急速增加到10万;1987年猛增到45万,几乎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人口。

广州人平静相待,一如当年接纳各类新生事物。

他们知道,新的风潮已经到来,但生活的节奏不能乱。


一座“随意”的城市 

相比其他一线城市,广州随意到更像每个人的家乡城市。

或许是经历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历史变迁,广州已波澜不惊。

这里不缺繁华的一面,有沿着珠江拔地而起的新城,也有高耸入云的小蛮腰和城市天际线。但街面更多景色是小巷道、窄马路、老骑楼,这种广州老城区独特的烟火气。

“饮咗茶未”是广州人打招呼的日常,而早茶中的点心,则深刻地体现着广州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和悠闲缓慢的节奏。

广州不像其他城市,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烤香肠、臭豆腐干,这里的早茶有滋味独特的肠粉、虾饺、煲仔饭、叉烧以及烤乳鸽,一口入魂。

这是广州的文化底蕴,也是让外乡人牵挂的广州味道,更是海纳百川,却不曾丢掉的城市魂魄。

茶馆里那些面色黝黑,穿着夹脚拖鞋和破旧T恤的大叔,随手摆在桌上的豪车钥匙毫不惊人,令人羡慕的是一串房屋钥匙,那才是财富的象征。

喝茶、遛狗、逗鸟,广州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虽贵为一线城市,但广州从不排斥最低端的地摊经济。一年四季,无论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街头巷尾到处是摆摊的小商贩。

商品大到服装鞋包,小到打火机、指甲钳、袜子,琳琅满目。不仅城管很少阻拦,开着玛莎拉蒂与骑着电瓶车的顾客,共同在摊位上随意挑选商品。商贩一视同仁,只要来买货,一律笑脸相迎。

因为他们不是“游击队”式地游走摆摊,在此地经营多年,图的就是个长久买卖。

路边摊的价格也极其实惠,内地10元三双的地摊袜,这里能买五双,质量一样;全棉的T恤,99元能买四件,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就连路边的快餐,荤素三样只要10元,不算精致,但贵在实惠。

虽然广州是一座拥有165万在校大学生的“大学城”,在全国排名第一,但在这座城市,并不对学历和户籍特别重视,只要肯努力,就有赚钱的机会。

而且,无论你年龄长相如何,在这里统统都会被唤作“靓仔”或者“靓女”。

正因如此,摩登又充满人情味的广州,才令外来者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感,又情不自禁融入这座城市,在这里学会了喝凉茶、煲靓汤,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说着“唔该”(多谢)。

老城区内,道路旁是连绵不绝的木棉树,随便一棵树龄便是百年。为人们遮风挡雨,也见证着广州的历史与风韵。

或许正是这种不唯出身,又坚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城市才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不徐不疾地发展着。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GDP,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很重要。在国内多年的宜居城市排名中,生活悠闲的广州一直排名广东省首位。

徜徉在广州老城区,历史的繁华就在不远处。


老产业积淀 

以商业见长的广州,工业上也并不逊色。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商率先在珠江口建起了柯拜船坞,从此成为广州近代工业的起点。

30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筹建广州最早的广东机器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造枪炮火药,兼修轮船。

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造船业务从机器局剥离,利用收购的柯拜船坞和录顺船坞等厂房设备,创办了赫赫有名的黄埔船局;至19世纪末,黄埔船局已能制造可以驶向大洋的战船,并成为清末中国四大船局之一,展示了一百多年前“广州制造”的实力。

一战时期,广州商人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建立了一大批民族产业,同时因经营需要改变了广州的城市格局,带动了原本偏僻的西关成为繁华的都市一角。士敏土厂(即水泥厂)、硫酸厂、电力厂、饮料厂……纷纷扎根于此。

与此同时,广东的“河南”(今海珠区)被定为轻工业区,开建棉纺工业,率先在国内纺出了80支棉纱,打破了外国人之前称“中国只能纺出32支纱”的说辞。

正是广州这些民族工业的涌现,才让中国工业体系中的水泥、纺织、造纸等技术,相继打破洋人企业垄断,为国人提振了信心,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可惜在抗战期间,广州工业制造遭受严重破坏。到解放前,近一半的工厂歇业停工。

建国后,广州人凭借“敢争先”的性格,再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传奇。

从广州钢铁厂炼出第一炉钢水,到广钢第一座高炉(高54.3米)点火出铁,标志着广东现代炼钢业的开始。

海珠区西部,全长约八公里的工业大道,分布着造船厂、造纸厂、重型机械厂等六十多个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成为广州工业制造史上的里程碑。

其中最耀眼的是广州造船厂(广船国际前身),不仅为海军造出各种类型的战舰,还造出华南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辽阳号”。

钢铁和造船只是广州工业实力的缩影,还有不少“广州造”同样是全国第一,甚至亚洲第一、世界领先。

广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离心机后,又成功研发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日榨2000吨甘蔗糖厂全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全套制糖设备的历史;广州电池厂生产的555牌电池是国内最早出口的电池产品;广州第一橡胶厂制造的自行车胎出口量居全国同行首位;广州锌片厂造出了中国第一张电池锌片……

到改革开放前夕,广州的造船、钢铁、冶炼、机械、化工和轻纺等已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工业代表,为随后的广州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人们向往的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到20世纪80年代,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成了人们的新“三大件”。其中,广州生产的万宝电冰箱成为国内首个国产冰箱品牌,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40%。


新兴产业发展 

令广州人自豪的还有五羊摩托车、白云山夏桑菊与板蓝根等曾经响当当的“广州造”,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今天闻名世界乐器界的珠江钢琴。

珠江钢琴前身是广州钢琴厂,曾是轻工系统四个定点大型钢琴生产基地之一。

进入八十年代后,虽然“珠江”牌钢琴在国内家喻户晓,却在广交会及海外上遭受了冷遇。由于产品工艺达不到世界同行标准,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

同样是一股不甘心,希望事事争先的珠江钢琴立志要做世界最好的钢琴品牌,通过请外援,内部研发,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如今,珠江钢琴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全球每卖出4台钢琴,就有1台是珠江钢琴,悦耳的“广州造”响彻世界各个音乐厅。

新时代吹拂下的广州,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现在面前,开拓着人们的眼界,启发着人们的创造力。

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三名同班同学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广州,日后分别创办了中国彩电的三巨头康佳、创维、TCL,极盛之时三家彩电产量占全国市场近一半。

那年,在广州出差的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第一次喝到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顿时心生商机。

创办了“东方魔水”健力宝。

伴随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工业逐渐兴起,广州的工业技术逐渐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形成一个以轻工业为主体,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技术先进的新型现代工业体系。

那是一种粗犷混杂优雅,复古伴随科技的复合美感,如同远去的广州和明日的广州,身影重叠。 

一座工业强市的崛起自然离不开汽车工业,广州也不例外。

20世纪70年代初,广州又造出了省内第一辆小轿车——广州牌轿车,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仅有的能制造轿车的城市。

1985年,被卷入汽车合资热潮的广州,与法国标致合作,成立广州标致,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个合资项目,广州标致的505系列也一度是中国家用轿车市场的“香饽饽”。

虽然最后广州标致因车型单一,加上法国车“水土不服”等原因宣告破产,广州也因缺乏汽车产业人才和技术储备,被业内唱衰,可广州人的造车梦从未停止。

1998年,广汽本田正式成立;次年,雅阁投放中国市场,广本一炮而红。

到2022年,中国汽车产量为2718万辆,而广州汽车产量达310万辆。也就是说,中国几乎每7辆汽车,就有1辆在广州生产。

如今的广州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榜首,形成了11家整车企业、1200家零部件和贸易企业构成的产业体系,聚集了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一大批新能源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数量同样堪称全国之最。

广州的工业家底远不止汽车制造,依靠自主创新,数字驱动,广州实体经济发展迅猛,工业总体规模、综合实力、质量效益等指标领跑全国。

今天,广州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作为全国首批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城市,广州以“数”先行,迈向高端化,一批“高、精、尖”的新一代广货,一批新型行业龙头和品牌跃然而出。

广州的交通领域同样日新月异,广州港货物吞吐量6.36亿吨,已经跃升至全球第四。靠着国内首创“以路养路”融资模式,不仅为国内公路桥梁建设开辟了新思路,还先后建成十余座跨江大桥,助力城市经济发展。

追求时尚与闲适的广州也在工业经济带动下,爆发出惊人的消费能级。2017年,天河路商圈成为中国第一个销售额破1万亿的商圈。

风雷隐隐,海雾重重,面对新一轮世界循环的广州,开始远眺粤港澳大湾区。

破圈之城 

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7800万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巨量引擎。正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四大中心城市,推动彼此产业、交通、城乡等各方面同频共振。

大湾区内,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个架构远超世界其他湾区的内容承载,也格外需要找到地理连接点。

广州,成为了大湾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空间枢纽,在内外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

靠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广州建立了广州站、南站、北站、东站四大高铁站,成为“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节点;年客运量超4千万人次的白云机场将大湾区的影响力辐射到了全国以及海外。

提到湾区一体化,就不能不提广州的南沙。

作为全球吞吐量排名前列的广州港,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超过70%。这里还同时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重要邮轮码头,拥有国际班轮航线一百三十多条;不仅如此,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汽车进出口枢纽港、未来全国最大汽车物流枢纽岛,同样也设在南沙。

作为广州唯一副中心区域,南沙位于广州最南端,却占据大湾区地理中心,紧邻东莞、深圳、佛山、中山,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方圆100公里,拥有湾区11座城市以及5大国际机场。

曾经被誉为“中国最堵的大桥”——虎门大桥,正是从南沙跨过珠江通往东莞,以日均17万车次,堵到人们怀疑人生。

如此特殊的位置,让南沙成为大湾区内重要的地理支点。

实际上,南沙距离广州城区又很远。

从南沙到珠江新城,直线距离约50公里;前往深圳宝安机场,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

好在南沙既然成为大湾区的重要地理坐标,广州也提前为其铺好了路。

2019年,先是南沙大桥开通,不仅成为南沙又一条过江通道,也为虎门大桥减负;2021年,开通的广州地铁18号线,这条时速160公里的地铁,让南沙到珠江新城仅需30分钟。

即将竣工通车的深中通道,也将南沙与深圳的通勤时间从过去1小时缩短到不足30分钟,城际连接更为便捷。

深中通道、深茂铁路、城际地铁等,南沙这些密集的超级工程,让湾区城市之间“无缝衔接”,勾勒出未来湾区生活的样子。

南沙的交通便捷也带来了一大批科研与生活配套,吸引了海内外的人才,成为湾区新的梦想之城。在这里,房价不到广州市中心一半,还可享受到广、深两大一线城市的顶级资源,随时品尝到周边城市的美食。

时代风口造就了南沙,但也是广州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边界,快速融入大湾区的魄力体现。

无论北上广深的经济排名座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广州是文化传统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座城市,这点十分重要。

充满变数的时代,根扎得越深,枝叶伸展得越远;岁月沉淀得越久,创新的能量才会越大。

这是广州应对新一轮循环的底气,或许也是变革的时代最值得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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