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研究所作者|娅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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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年没办年会了，团建也没了。”提到年会的缺席，建筑行业HR刘芳（化名）的情绪并没有任何波澜。过去两年，她所在的公司经历了人力大幅缩减，从过去的两百多人到如今只剩下六十人，并且“春节前还会再减”。刘芳说：“公司能存活下来，按时发工资就很好了。”
近几年，不少企业开启了“年会改革”，曾经雷打不动的年终仪式悄然退场或大幅缩水。当人们谈论它的变化时，语气里没有愤怒，甚至鲜有怀念，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这份平静背后，是一个正在压倒一切的共识——活下去。
一场集体仪式的“退化”
年会曾经是集体归属感的象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单位组织的联欢会可以说是年会的雏形：工厂礼堂作为年会场地、员工自发排练节目、单位负责采购瓜子糖果，而举办这场联欢会的核心目的是营造集体归属感。
*电影《年会不能停》剧照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经济增长加速，年会迅速演变为企业实力的展示窗口，活动规模和预算不断攀升。然而近年来，受多方因素影响，年会在许多行业中逐渐收缩，甚至消失了。
“从2020年至今，我们公司已经不开庆祝色彩的年会了。”从事电力相关软件工作的江朗（化名）告诉惊蛰研究所，年会虽未完全消失，但公司投入的成本与员工的参与热情均已大幅缩水。
江朗自2013年加入这家公司，至今已十三年。据他回忆，往年公司会租用酒店，先开总结大会，再举行全体晚宴，外地分部的同事也会专程赶来，聚在一起吃饭，还组织节目。但自2020年起，总结会改为线上，大规模聚餐取消，改为各事业部自行安排。“2020到2021年，事业部聚餐规模尚可。2022年后变成小部门聚餐，还明确餐标（人均100元）。基本吃顿饭，也就没什么了。”
与年会“降温”同步发生的，还有公司规模的收缩。江朗透露，公司员工总数已从高峰时的约1500人压缩至目前的900人，且裁员仍在继续。“我们部门都下了优化指标，必须要优化3个人，整个部门现在14个人。”
在传统制造业，年会传统的断档同样明显。任璇（化名）所在的德资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在连续举办了二十三年年会后，今年决定停办。
任璇在这家德企已工作六年。“公司非常稳定，工龄十五年的老员工很多，连清洁阿姨都待了十六年。”在她看来，年会停办的主要原因在于“没订单了，开不了源，就只能节流。”
任璇告诉惊蛰研究所，以往每年圣诞节前，大概在12月4日左右，公司就会确定年会时间。确定之后，“老外陆续回国度假，有些人到年会时会赶回来。”任璇回忆，过去公司一般会承包假日酒店的一个大厅，不仅邀请外部表演团队，公司内部也组织节目，妆发都有专人打理。每桌餐标约2500至3000元，并穿插抽奖环节。
得知公司今年不举办年会后，任璇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简短地写了一句：“确定了，公司没年会了。”
下游服务行业，则更直接地感知着这场退潮的寒意。“简单说，一年不如一年。”在酒店行业从业十三年的方昕（化名），目前就职于一家奢华酒店。她告诉惊蛰研究所，每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是年会最集中的时段。过去在一月至春节前的“年会高峰期”，酒店宴会总收入中“基本上70%都来自年会”。
方昕记得，以往最繁忙的周五、周六，所有宴会厅都会被订满。但如今，年会预订量下降了约20%，这一变化从2024年起尤为明显。她表示，如今继续办年会的公司数量在减少，预算在降低，规模也在收缩——部分原因或许是员工总数本身的缩减。
员工和公司，都在变得更现实
年会的淡去与消失背后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双向的现实选择：公司收紧预算，追求更明确的投入产出；员工也不再看重形式化的仪式，转而关注职业安全与实质回报。
对企业而言，简化或取消年会最直接的动机是控制成本。在经济上行期，企业愿意为一场盛大的年会买单，视其为对员工满意度、团队凝聚力与企业形象的投资。然而当行业进入存量甚至收缩阶段，每一笔支出都需精打细算，追求确定性的回报。年会的“性价比”因此被重新审视。
“主要是减少预算，另一方面也没心情办了，开一次年会也要三四十万。”在建筑行业从事8年人事工作的刘芳告诉惊蛰研究所，她所在的公司自2024年起持续精简人员，从约200人缩减至60人左右，且春节前还会继续减少。
“我们人员主要在项目上。通常一个项目结束后，如果接上新项目，团队就能继续运转。但像这两年接不到新项目，就没办法安排人员工作，实在没办法，只能结束合作。”刘芳坦言，“现在竞争很激烈，为了生存下去，价格压得很低。不说赚多少钱，有活干、保持基本运行就很不错。”
即便仍在举办年会的企业，规模与规格也明显收缩。方昕指出，许多企业在年底依然会举办客户答谢活动，因为“客户才是金主，需要维护”。相比之下，内部员工的年会则“能省就省”。以南京市场为例，往年3000元一桌（10人）的餐标，今年普遍降至2500元。“我们也在调整价格，但不能一味降价形成恶性循环，要在调整价格和提供的附加服务中间做个均衡。”
除了餐饮降级，奖品福利也在缩水。造船业的陈晖（化名）透露，公司年会的奖品价值虽然没变，但中奖比例大幅降低：“原来有一半人能中奖，现在可能总共只有100人能拿到。但是光我们部门就有800多人。”任璇则发现，汽车行业公司年会的头奖价值出现了“腰斩”，过去头奖是市场价值约15000元的笔记本电脑，如今“降格”成了某品牌手机。
在目睹年会不断“缩水”的趋势后，员工对年会的态度也趋于务实，乃至淡漠。一部分人会认为，花钱办年会“不如直接发现金、发福利”；也有人不愿在忙碌一年后，还要为一场内部活动额外付出精力去排练节目、配合气氛。在一部分人眼中，企业年会正从值得期待的年度仪式感变为略显负担的流程性环节。
而对另一部分员工来说，比年会更重要的是公司的生存。“比起吃吃喝喝，更担心明年公司还在不在、会不会裁员。”任璇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夕阳产业，大家都不看好未来。”江朗也表达了类似感受：“我只是把年会当成公司经营和内部氛围的风向标。热闹如果只是粉饰太平，那更加凄凉。我已经接受业绩下滑的事实，未来几年，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在与方昕、江朗、刘芳交流的过程中，惊蛰研究所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公司年会的变化？三人的回答中，分别提到了“平静”“麻木”“理解”。或许这种情绪本身，比消失的年会更值得关注，它意味着，人们已跳过情绪阶段，直接进入了应对现实的处境。
当职场失去“社会时钟”
虽然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年会的取消或简化，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员工不再需要它所带来的仪式感与集体温暖。只是当“工作存续”这一基本前提都面临不确定时，对仪式的期待便自动退居其次——生存，先于形式。
“不开年会，产线员工都有点失落，年轻同事还是挺在意年会的。”任璇说，“年会意味着一年工作基本结束，不会再开新订单，员工陆续休假回家过年了。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大概是忙了一年可以休息的标志吧。”尽管对她自己而言，随着入职年限增长，那份兴奋已渐渐淡去。
刘芳曾负责过多年的年会筹备，包括聚餐、演出、抽奖等环节。“那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非常繁琐操心。从定场地、菜单、奖项、人员到节目安排，整个流程都要反复和领导沟通确认。我一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准备，年底领导又特别忙。我们通常在小年夜办年会，所有安排都得围着这个时间转。”
尽管不用再操办年会让刘芳觉得轻松，但她坦言仍会怀念年会的气氛——不是筹备的过程，而是大家团聚的时刻。“以前就算有人没抽中奖，公司也会加码，让剩下的人都能拿到红包。开年会是必要的，辛苦了一年，大家一起吃饭、抽奖、看表演，都很开心、放松。”
因此，年会的消失，远不止是一场聚会的缺席。年会更像是一架职场“社会时钟”，在春节这一传统节庆之外，专门为职场人标注出一年工作的正式收官。它的存在，让职场时间变得可感知、可期待。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取消年会并非主动的文化舍弃，而是一种被动的环境适应：预算减轻、规模收缩、仪式感让位于生存现实。这是一种“务实”，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职场文化的某种“降级”。
若将年会的变迁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我们所见的不仅是一场聚会的消失，更是宏观经济气候与行业命运的映照。那些依然坚持举办年会、并借此传递增长与信心的企业，在当下显得格外珍贵。是否举办年会，也已成为行业分化的一种标志。
正如方昕所观察到的，仍坚持举办年会的企业多集中在发展相对向好的行业，如科技、半导体、物流等。变化尤其显著的是地产行业，其在市场繁荣期曾是高端酒店的常客，如今已基本停办年会。金融行业以往也偏爱高档场所，现在多数公司不再举办，少数继续举办的企业也更趋低调务实。
在未来，年会的意义或许还将持续演变。它曾作为职场人评估企业实力、景气度乃至是否值得加入的标尺之一，如今却在许多场合褪去光彩。
年会不再只是一种内向的庆祝，而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一个外向的、关于生存能力的标签——有或无，强或弱，映射出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时代的脉搏。
*文中刘芳、江朗、任璇、方昕、陈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