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先声应援棒，到底有什么魔力让粉丝“一棒难求”？
而在6月12日，官宣2023派DAY演唱会北京站的鹿晗，则干脆直接将应援棒作为官方提供的“专属应援袋”一部分，按照一个座位一份的比例保证人均一棒，免去粉丝自行购买。当然，由于这款应援棒并非粉丝所期待的场控版本，仅仅是荧光棒的再变形，也令部分粉丝颇有微词，要求尽快推出新版本应援棒。
从粉丝的反映不难看出，随着线下演出市场的复苏，以应援棒为代表的线下应援文化也正在成为热潮，甚至盛况空前。
一定程度上，应援棒成为演唱会的必备周边也是受到K-Pop文化的“耳濡目染”。
早在90年代，K- Pop第一代偶像H.O.T、水晶男孩、S.E.S等爆红，平分秋色的男团女团也令粉丝为区分特定粉丝身份，开始制定应援色，并将特定颜色的气球作为偶像演出时应援的代表物。
应援文化的出现，也是基于粉丝希望为偶像提供支持，并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规模化、组织化。普遍意义上来讲，打投、购买专辑、刷榜等行为均可算作应援文化内容，但代表粉丝的应援代表物却是占领高地的“精神寄托”。
而应援棒之所以被粉丝如此看重，显然易见的也是因其具备的特殊情感链接，经由这一标志物将台上台下进行了“同化”，不仅将粉丝个体的情感具象化，也将群体性的共鸣汇聚，成为粉丝归属感的身份代表符号。更进一步来说，应援棒也是粉丝沉浸式体验线下演出、打卡等艺人活动的氛围感支撑。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区分粉丝身份，应援棒的设计也是大有门道。一般而言，应援棒的设计多以艺人、粉丝、音乐、代表标志等元素为灵感基础，保证在应援棒身上所体现的内容均来自于艺人与粉丝的共同记忆，这也是应援文化里的“身份证”。
比如，在张艺兴面向粉丝发布的应援棒设计草图中，代表张艺兴的羊蹄标志、张艺兴所创办的染色体娱乐标志、代表粉丝“X- Back”的贝壳按钮，均为应援棒设计主体内容，有着极为直观的象征意义。另外，也有艺人亲自参与应援棒设计制作，将自己的想法赋予其中。比如普遍被认为是早期应援棒代表的“VIP皇冠灯”，便是由BIGBANG成员权志龙参与设计完成的。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应援棒也在设计之外内卷起了更为繁琐的高科技功能，目前主要集中在交互体验，其中又以应援棒变色闪烁的中控功能为主。五月天此番涨价3倍的新版应援棒，便增加了更为细致的场控功能，不仅可在演唱会现场听凭场控指令进行变色，还能够同步线上演唱会观看时为粉丝提供同样的场控效果。
同样的，一些应援棒也为提高粉丝粘性，赋予了应援棒一定的社交功能属性。比如韩国男团TXT的应援棒，可供携带应援棒的粉丝在一定的范围内按下“MOA（粉丝名）寻亲”按键，便能与其他粉丝携带的应援棒互相感应，开启双闪“认亲”的粉丝社交玩法。
不过，相对而言，这些功能几乎只能应用于演唱会这一大型线下场景，是结合光感与音乐交织在空间中的“挥发”产生的具有限定化、空间化的同步群体共鸣，仪式感支配为主，很大程度上对绝大多数人都是一次性消费内容，也造就应援棒更像是为氛围感、情怀买单的粉丝消费。
客观来说，应援棒作为舶来品，在习惯于灯牌应援的内娱中仍然是较为新鲜的周边产品。甚至直到2019年R1SE演唱会，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内娱偶像首次无灯牌、在演唱会中仅有中控应援棒贯穿全场应援的盛况，并在此后引发一定的粉丝需求扩张。
不过，应援棒也因含有一定的粉丝购买门槛和频繁的更新换代，大大缩短了其生命力。这也导致应援棒普遍形成了高定价、低品控、粗糙设计的特点，而这一现象在疫情之后也更为明显。
如此高粘性的粉丝经济，也令粉牛、黄牛、假货制造链发现商机，不仅产生了应援棒租赁生意，也出现了假货诈骗的暴利生意。
一方面，部分拥有应援棒却无缘线下活动的粉牛或是黄牛，将应援棒出租给有所线下需求的粉丝，往往要收取押金、租金、损坏赔偿费等费用，且以同城交易为主，这也让不少粉牛或是黄牛在艺人演唱会、线下活动时期赚取一定外快。
比如，在闲鱼平台上，五月天应援棒出租价最低为20元，押金则为应援棒本身价格140元，身为五月天粉丝的乐乐就表示，“北京的6场五月天演唱会我和朋友都没有抢到票，但是我的两根应援棒低价出租给了五迷，也赚回了买应援棒的本钱。”
同样的，在电商平台也滋生了相应的假应援棒产业链。相比官方真品，假应援棒仿造水平肉眼难辨真假，粉丝也难免上当受骗。比如少女时代、aespa、NCT等K-Pop偶像粉丝均发文指出部分微店、闲鱼等平台商家售卖假货。
另一方面，也因粉丝经济的作用，应援棒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强买强卖的隐形枷锁。这不仅仅是因为应援棒成了粉丝身份的标志物，也是因其大多忽略粉丝意见，强制敲定应援棒设计。比如上文提到的INTO1应援棒，便因造型仅为简单的数字“1”而备受粉丝吐槽；而改变少女系配色换为以黑色为主的SEVENTEEN“克拉棒”，也令粉丝难以接受，却不得不为此闭眼买单。
值得注意的是，姑且不论真假，应援棒制作产业链都极其暴利。有业内人士指出，应援棒本质上是“过度的商业化”，是利用粉丝效应来制定高价的商业手段。比如2019年，选秀限定团UNINE官方应援棒的定价高达259元，仅一场粉丝见面会便卖出近6000根，进账超过150万元。“但成本其实都达不到定价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夸大了的基础上，利润十分可观。”
然而，这种“可观”在疫情之后也迎来了一定的下坡路，定价走高的同时，制作成本也在相应高涨。
据韩媒报道，应援棒的定价也与相关制作费用的持续上涨有关，不仅是包含控制技术开发费、联动App开发费等各项基础费用的上涨，更重要的是应援棒本身的制造成本也在上涨，尤其时其所使用的半导体物料，也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一定的供需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应援棒定价受客观条件影响，高利润、低成本投入之间依然不成正比。
也正是因此，应援棒也吸引了不少粉丝自主投入制作，为尚未拥有官方应援棒的艺人粉丝“圆梦”。比如，6月10日，为庆祝出道十周年，王俊凯粉丝站“王俊凯的坝坝筵”便公开自主设计的应援棒设计并开放团购，大量粉丝响应付款数调，定价152元的“Karry应援棒”，目前售出超过1000件，收入已超过15万元。
不管是官方出品还是粉丝自制，应援棒作为偶像周边产品，都被戴上了一定的”粉丝滤镜“。在粉丝角度上，难免陷入一定的消费盲目性，即便是诟病应援棒定价是否合理、质量是否过关等问题，都要排在粉丝身份之后。
换言之，援棒这门生意经，仍然是对标粉丝的情感消费，但粉丝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受到保障。
灯牌还能有一席之地吗？
即便明星艺人、粉丝站有意引领应援棒新热潮，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着稳固受众基础的内娱老派应援文化“灯牌”，依然占据着一席之地。而应援棒的高定价，也令大多粉丝吃不消，继续坚持“守旧”灯牌应援。
所谓的灯牌应援，则是相比起追随K-Pop应援文化的主流应援更为简单直接的应援文化，甚至早已形成稳固的产业链，玩出了新花样。
他表示，也正是因粉丝经济的介入，灯牌制作营收才从传统的广告和品牌供需上有所偏移，并参考粉丝意见不断提升制作工艺，“像是最早的灯牌都是LED板为主，但是粉丝反映要便携、持久，后来改良的折叠布料灯牌也就最受欢迎。”
但灯牌破坏整体美感的情况，也与如今的应援棒热潮产生了一定的对立矛盾。
其争议点在于，灯牌具有相对价格低廉、粉丝自行设计，体现唯粉身份的特点，深受大量粉丝青睐，强调彰显个体、不受统一性约束；而应援棒所带来的具备集体性、规范化的空间限制，强调的是整体的呈现。
不难看出，相比应援棒，灯牌的“大有可为”仍然令诸多粉丝无法抛弃。毕竟归根结底，应援文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营造沉浸式的氛围感，更是为了助力偶像造大声势、不输排面。
近几年，湖南卫视跨年夜晚会也曾联合数家粉丝后援会呼吁粉丝禁止携带灯牌，更是在现场捕捉“点亮”灯牌的粉丝当众批评，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
种种原因之下，灯牌也成为了不被官方、主办方待见的粉丝应援形式，甚至被明文“踢出”线下应援方式，但其量大便宜的高性价比，短期内或仍将受到粉丝青睐。
